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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氣象與文化自信
來源:光明日報 | 劉緒義  2021年04月09日07:39

辛丑牛年河南春晚上的舞蹈節目《唐宮夜宴》成功“出圈”、驚艷四方。該節目力求將盛唐的風采和少女的靈動搬上舞臺,再現盛唐時期的大國氣象和以“唐三彩”為代表符號的唐韻之美,令億萬觀眾神往。大唐氣象,說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鑄就的。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謂文化自信,本質上就是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對未來的信心。歷史表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進取。這種文化自信,成為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精神財富。

絢麗多姿、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

唐朝是承續隋朝而建立的,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母親就是隋文帝獨孤皇后的姐姐(《新唐書》記:“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李淵襲封唐國公、太原留守。隋朝的建立結束了少數民族長期混亂中原的歷史和長達270年之久的國家分裂。統一給民眾帶來的心理變化是巨大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經過大沖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為大一統政權服務的新文化體系。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多元、混合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這一新生政權的面前,呈現的是絢麗多姿、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

隋朝存在的時間雖然很短暫,卻為唐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改革佛教的管理,集政教于一身;一面從實用主義態度出發,要求儒學直接服務于社會,以快出人才,出可用之才。隋煬帝本身好學,又有文才,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尤其重視江南文化,為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貢獻。唐朝建立之初,秉承隋代風氣的余韻,在很短的時間內消除了各地武裝割據,重建統一秩序,恢復經濟,安定社會,帶來了民族大融合,營造出頗具生氣的帝國局面。唐都長安成為世界最大城市,西域商人、日本遣唐史、朝鮮半島各國留學生云集于此,據史家研究,前來朝覲、留學、進行學術交流和經濟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300多個,真正是世界之中心。

大唐疆域廣泛、幅員遼闊,以開放的胸懷吸引各國來的人才,不少外國(族)人還在大唐做官,有的甚至成為名將,如李楷洛、李光弼父子(契丹人),安祿山(康居國人),哥舒翰(安西龜茲人),高仙芝(高麗人)等,同樣,突厥貴族、新羅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備受優待。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總結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備、仁愛公信:“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強梁,世為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為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臣為俘,安養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朕敦本也。酧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親愛、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遺,是朕崇信也?!保ā短茣肪砥撸├钍烂瘛叭A夷一家”的自信,是對其武力與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針的自許,昭示了以大唐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圈由此形成。

唐代承續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思想上以儒家來維系政治結構和社會組織,同時,唐代皇帝認親老子,追認其為李氏的祖先,科舉考試中把《老子》一書列入其中,官員必須讀《老子》,道家享受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地位;唐玄宗還將《老子》列入學官,有不少名臣就是通過“道舉考試”得以出仕。另外,唐代還承續了南朝時流行的佛教,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天臺宗、華嚴宗、凈土宗三大宗派。尤其是在初唐時期還發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一位叫玄奘的和尚從長安出發,步行前往印度取經,歷時17年,經歷千辛萬苦,其故事感動了當時的中國。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態,許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釋之間,他們的思想開放,精神富足。以詩歌為例,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為中心展開,盡管梁陳宮體詩仍然是初唐詩歌的主流,重辭采聲律,感情的纖弱、詩風的綺靡仍有很大影響,但是統一的新時代、新氣象,啟迪著詩人們尋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現方式來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有的詩人有意識突破了宮廷詩的范圍,把視野打開,將詩歌題材和內容伸向諸如離別、懷鄉、邊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負等,有的詩人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內容剛健質樸。如王績、杜審言、宋之問等人的詩中出現一種質樸清新、寧靜淡泊的境界,積極進取的精神?!俺跆扑慕堋瘪樫e王、王勃、楊炯、盧照鄰的詩,重視抒展一己之情懷,作不平之鳴,因此在詩中開始出現了一種昂揚壯大的情感氣勢,有一種慷慨悲涼的感人力量?,F實意識、生命意識和宇宙意識,在陳子昂、張若虛等初唐詩人那里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氣神,眼界和胸懷非前人可比,他們注重生命體驗,重視干預現實,開創了有唐一代的詩風,奠定了律詩的范型。這以后,詩歌更成為科舉取士的重要內容。到了盛唐時期,各類詩人更是繁星閃耀,遍及社會各個層面,各顯才華,各競風流。

到中唐時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之稱的韓愈,又打起復古的旗號,引領了一場社會思想文化運動。韓愈認為,儒家的道統自孟子以后中斷了,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漢儒以來的經學傳統。因而,他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挽救世風和社會危機。以道統論為新思想,以古文運動為載體,以反對崇佛為武器,以弘揚自我、張揚個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為號召,以治國平天下為目的,實際上是一場“儒學+文藝”復興運動,展示出強烈的文化自信。

與世界的交流和國力的強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離不開強大的國力特別是經濟的支撐。唐朝經濟實現了類似于今天的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兩相結合的雙循環模式。

內部,唐朝實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歷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為戰亂產生大量無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穩定了農業的發展。政府依戶籍授田,區分公私兩區,公私折中。連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有授田。土地買賣的限制也有所放寬。同時,唐朝還實行職分田、公廨田和公廨錢制度。職分田就是將一部分土地授給士兵和官員,士兵依靠種田取得軍費(府兵制),官員根據職分在職分田內領取俸祿。公廨田是為保障地方官員的生活和幸福感,按官署等級劃出一片田地供官員租給農民耕種,以所收地租充作辦公經費。這種自給自足式的養兵養官模式雖然有弊端,但確保了政府財政收入和官員的需求,也有利于生產力的復蘇。

財稅制度上則實行與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調法。租庸調按丁征收,政府為民置產,因其產而繳稅,沒有重征累民之弊,又防止兼并之風。同時,土地與戶籍掛鉤,開征戶稅和地稅。地稅是按調交納粟、麥、稻二升,充實義倉;戶稅則根據戶內丁男多寡分成九等開征。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嚴重,逃戶增多,財政出現危機,唐肅宗時宰相劉晏實行賦稅制度改革;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將租庸調法改為兩稅法,按田畝的多少收地稅,按戶等的高低抽戶稅,分夏秋兩季征收。唐朝整體稅負較低,大約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當部分財富集中在民間。

唐朝農業發展較快,糧食產量有了較大增長,天寶八載(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的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每斗價僅十三文。飲茶的習俗,從南方傳到北方,逐漸普及,唐代中期建立茶稅,成為重要的稅源。手工業有了官營和私營之分,唐代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絲、麻為主要紡織對象,白瓷、唐三彩等特色陶瓷業發展成熟。金銀器制造業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術有了長足進步。

交通方面,陸路以長安為中心,水運以洛陽為中心,遍布全國各地,運河貫通南北,驛站、邸店(相當于物流中心)成為重要的配套設施。出現了城市商品經濟和長安、洛陽、蘇州、揚州、廣州、成都等商業中心。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飛錢”出現。尤其是江南經濟持續發展,開始超越黃河流域,一枝獨秀。即使是“安史之亂”后,華北殘破,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賴江南經濟而持續其統治。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成為唐代人滿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種需要。官員宦游,富商市游,僧道玄游,士人漫游,平民郊游,形式多樣。由于唐代社會氛圍相對寬容,節假日眾多,鼓勵休假游樂,因而出現了許多旅游達人,如唐玄宗、李白、劉禹錫等。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節假日郊游,成為唐代一景。由于嚴格的戶籍管理,唐朝政府“斥遠游,主近游”,因此,城市的人文景觀,周邊的自然山水成為人們郊游的好去處,“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活躍了旅游經濟。唐朝甚至還出現女性游樂的風景,女性出游之風遍布了都市和鄉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這是由于男女平等的風尚顯然激發了女性的自信。唐詩中不乏丈夫對妻子的關懷,女性爭取愛情的例子也并不鮮見。

對外,唐代海外貿易興盛。從廣州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錫蘭、再西入波斯灣、亞丁及紅海地區的航路,成為主要運送絲綢的海上絲路?!缎绿茣ら惲⒌聜鳌酚涊d:貞觀年間閻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達的范圍,已及于新大陸發現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猶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東商人紛紛來唐經商。唐朝江海沿岸的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揚州等城市,因海外貿易的繁榮,快速興盛起來,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政府特別設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進出以及征稅事務,不僅尊重外籍商人的習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貨幣還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廣州從事貿易活動的外國人仍然有12萬人以上。陸上絲路在漢代基礎上繼續向南北擴展,唐代賈耽《皇華四達記》中記載有安東道、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鶻道、西域道、天竺道、吐蕃道等10余條商路,直到“安史之亂”才被迫中斷。經濟“外循環”與“內循環”互相促進,擴大了唐朝與世界的交流和國力的強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愿得此身長報國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關隴貴族勢力的支持,統一后,唐太宗為鞏固政權,一面打擊關隴勢力,一面興科舉起用寒族士子。這樣,門閥制度的衰落,科舉制度的初興,迅速激發起士人上進之心。

雖然唐朝承續了秦漢以來的身份等級制,并且形成了嚴格的律、令、格、式的法律體系,但是,到唐朝中期,由于商業的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大增強,不服法令自動遷移者越來越多,成為政府關注的一件大事,人稱為“逃戶”。大歷元年(766年),唐政府不得不承認逃戶的合法性:“逃亡失業,萍泛無依,時宜招綏,使安鄉井?!币虼?,人們的人身依附關系減弱,造成“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社會對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富民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士”主要就在富民階層中興起,地方精英、文官家族,大部分來自富民,士轉型成為世家大族。新興士階層之崛起,出現新型倫理,舊思想與傳統秩序被打破,以新興進士取代士族門閥,“以庶族寒門而登第,庶幾可以無家族勢力之弊端”。士風也顯示出空前的活力。

科舉制度打開了人才的進路,使人才選拔的標準多樣化。以考儒家經典為主的明經科入仕不再受重視,相反,不需要背古代儒家經典的進士科格外受青睞,這樣,由過去比拼儒家經典轉而比拼詩詞歌賦,士人對現世的關懷大大超過了對古代的關注,因此出現“天下崇文”現象?!拔宄咄訍u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于是?!保ā锻ǖ洹みx舉三》)士子潛心于科舉之學,心懷功名利祿之想,對儒家倫理未必盡措于心。不少士子宗教情懷與世俗生活交織,功利之行與個人修養并重。隱逸出塵之思,仕途精進之念,矛盾地統一于他們身上。同時,社會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處世態度,有的人向往林泉丘壑,沉潛山水,崇道修身,不拘傳統禮法;有的人為顯親揚名,奮不顧命,行全志立,歿而猶生。孝悌行為與出世情懷這兩種對立的人生態度和諧地并行不悖:一面張揚“孝行為立身之本”,一面信奉“出忠而入孝,開物履祥,任道而安時,功成而退跡”。社會對他們的包容度很高。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笨婆e制改變了以往門閥地主為政治中心的格局,極大地刺激了文人從政、書生報國的理想、抱負與自信?!疤焐也谋赜杏?,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將進酒》);“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杜甫《后出塞其一》)”;“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h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一時間,書生濟世、寒士報國、揚名立萬,俠骨柔腸,形成激昂奮進的大唐精神,蓬勃進取的時代氣韻,剛毅雄渾的民族強音。

唐代科舉取士率低,落第者眾,而且即使及第,也未必能馬上入仕,這種情況下,強大的邊防需求,激發了文人投筆從戎、支邊求功的欲望,他們渴望建功立業,而邊塞將領可以自己用人,又為文人入幕提供了制度條件?!皩帪榘俜蜷L,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城。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王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李頎《送陳章甫》);“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戴叔倫《塞上曲其二》)。這樣也刺激了唐朝邊塞詩的發展,2000首邊塞詩相當于歷朝邊塞詩的總和。詩中,戰鼓、鐵馬、鳴鏑、熱血交匯出一曲曲雄渾的報國樂章。即使仕途坎坷,依然癡心不改;無論戰爭艱苦,仍然矢志不移;哪怕路途遙遙,只管一往無前。他們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展示出無與倫比的文化自信。

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的打擊不言而喻,也被視為唐朝中衰的轉折。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唐后,中央皇權不振,宦官專權,地方藩鎮林立,割據自雄??傮w上這一說法不錯,但是,安史之亂后幾代君主,并沒失去文化自信,而是在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在重振中央皇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史家認為,是安史之亂造就了武將群體的崛起,但事實上,從大唐開國以來,重文卻并不輕武,文人意氣風發,武將地位同樣顯赫。安史之亂后,絕大部分藩鎮但求權力父子相承,得到中樞認可,并無推翻朝廷或兼并擴大版圖之野心。很多節帥還自愿解除權柄,親身入質長安,但求為一富貴閑人。這緣于中央兩手抓的措施,一面對軍功進行獎勵,包括允許藩鎮節帥自行委任官吏,賦稅留于地方,以顯示對忠誠的回報;一面倡導以君臣大義為核心的儒家禮法秩序,重塑中央權威。

以郭子儀為例。郭子儀坐鎮汾州期間,曾向朝廷請求任命一縣官,引起手下不解,恰巧敕書遲遲不下,郭子儀不以為惱反而高興地向他們宣言:“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圣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郭子儀并非孤例,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一些重大改革如兩稅法,同樣通行于各藩鎮。歷次科舉后中第者,也能順利在藩鎮就職。即使是此后唐朝的歷次對外戰爭,都得到各藩鎮的鼎力支持。安史之亂后,唐朝在面對回紇、吐蕃、南詔三重壓力下,正是依靠藩鎮的力量取得重大勝利。

如在漁陽之戰、殺胡山之戰中,依靠的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河東鎮麟州刺史石雄,將烏介可汗逼入末路,在內訌中被殺,傳首長安,統治漠北百年的回鶻汗國,至此滅亡。坐鎮劍南西川的名將韋皋,鎮守蜀地21年,撫恤士卒,修飭邊防,累積擊破吐蕃軍48萬;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歷次戰爭中得地4000余里,戶口百萬之家。866年,吐蕃最后一任國相,被歸附唐朝的蕃將拓跋懷光所殺,首級同樣傳首長安,宣告了這個雪域高原的強大帝國徹底終結。晚唐名將高駢,先鎮靜海軍,克復交趾,后移鎮西川,前后俘斬南詔軍十萬余人?!笆菚r,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保ā缎绿茣ち袀鞯谝话偎氖呱稀罚┤绱艘幠5膮f調作戰是史上罕見的。歷經百年苦戰,唐朝仍能滅回紇、破吐蕃、敗南詔,將三大勁敵盡數鏟除,收復河西、隴右大片疆土,依舊保持第一強國之勢,藩鎮功莫大焉。對內,以昭義鎮節度使劉從諫為首的各地藩鎮的支持下,囚禁皇帝、大殺朝臣的宦官不得不收斂。最具獨立性的河朔三鎮,其地域民族認同感依然是漢而不是胡。

大唐是詩歌的江山、詩人的盛世。一生窮困潦倒,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的杜甫,他的詩歌卻一樣豪氣,哪怕是慨嘆自己遭遇,也充滿激越的氣勢:“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敝刑埔院?,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賈島、李賀、韋應物、張籍等詩人輩出,影響力不遜色于盛唐;即使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晚唐詩人杜牧、李商隱、溫庭筠、韋莊等,他們的文化自信從未喪失,不似一個式微而亡的時代韻味。

如23歲的杜牧能寫下著名的《阿房宮賦》,他的諸多詩歌如“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赤壁》),“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詩中清拔高峻的格調,詩情豪宕風流蘊藉,清新流麗中見風骨。這風骨來自內心的文化自信?!疤撠摿柙迫f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的李商隱,不乏蕩氣回腸的詩歌,如“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無題》),“世界微塵里,吾寧愛與憎!”(《北青蘿》)詩中不論是自我期許,還是借古諷今,音律圓美婉轉、語言綺麗工整,以至于北宋西昆體對李商隱的學習效仿簡直到了生吞活剝的地步。眼見李家王朝氣數已盡的唐末詩人鄭谷,其絕句風神綿邈、詞意婉約、清婉明白,“有唐三百年,風雅雄一代(葉涵云語)”,“獨饒思致(紀曉嵐語)”,有“一代風騷主”(司空圖語)之譽?!霸娭嘉茨芡任铩钡亩跑鼹Q,其詩“樸實質明暢,清新秀逸”,語言清新通俗而爽健有力。同樣是詠史、懷古詩,晚唐詩人許渾不遜色于中唐劉禹錫:“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币灾劣诮鹗@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中連連點贊:“‘青山似洛中’,掉筆又寫王氣仍舊未終,妙妙?!敝灰嗌竭€在,王氣終究未消。這種自信正是大唐文化自信的寫照。

總體說來,整個唐朝社會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兼容并包、積極進取的文化自信。歷史表明,越開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進取。這種文化自信盡管經歷晚唐的衰敗和五代的戰亂,依然不減其勢,持續影響著宋以后的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精神財富,也是新時代增強我們文化自信的寶貴思想文化資源。

(作者:劉緒義,系國家稅務總局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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