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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地里長出來的歷史中尋求永恒 錢理群、杜應國談《安順城記》
來源:北京青年報 | 李浴洋  2021年04月09日15:56

錢理群和他主編的新著

地處黔中道上的安順,古來便有“滇之喉,黔之腹,粵蜀之唇齒”的稱譽。交通要沖帶來人文薈萃。清代安順知府胡林翼即謂之“西南一大都會”。

2020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先生主編的230萬言的七卷本《安順城記》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次月,年過八十的錢先生前往黔中,出席了在貴陽與安順兩地舉行的首發式活動,又以個人出資的方式,向貴州省內各學校與圖書館捐贈了1000套《安順城記》。他將此事看作自己“晚年,甚至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事”。他用“最好的歸宿”一詞形容《安順城記》之于其畢生治學與思想探索的意義。

最近,錢理群先生與《安順城記》總纂杜應國先生接受了我的訪談。

“我的一生與貴州有著血肉的聯系”

李浴洋(以下簡稱“李”):錢老師,大家對于您的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與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大都比較熟悉,也知道您對于語文教育與大學精神等問題的關注。但您主編了一部規模如此宏大的《安順城記》,并且將之作為學術生涯的“完成之作”,恐怕多少還是會讓大家有點意外。能否請您首先談一談您與貴州安順的關系?

錢理群(以下簡稱“錢”):我的一生與貴州有著血肉的聯系:1960年大學畢業之后,就被分配到安順衛校(后調安順師范)任教,一直到1978年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也就是說我從21歲到39歲十八年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是在貴州度過的??偨Y自己的人生經驗,最主要的,就是我有兩個精神基地:北京大學和貴州。我生命的“底子”是在貴州奠定的,我是被貴州大地養育的,所以《安順城記》對于我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計都不為過的。

李:關懷故土與研究鄉邦不能簡單等同,前者是一種情愫,后者則是一項志業。在我看來,您在退休以前所做的似乎更多是前者,但晚年卻是把貴州文化當作學術課題來對待的。那么,您是如何理解作為“學術對象”的貴州的?

錢:2002年,我在北京大學上“最后一課”。學生問我:“老師,您退休后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是“三回歸”:回歸家庭(書齋),回歸中學,回歸貴州。這表明了一種新的選擇,即逃離中心,走向邊緣,走向底層,回歸大地——回歸大自然,回歸大地上的文化(地方文化、民間文化):這都是真正的“文化尋根”。

我個人關注與思考貴州、安順地方文化、歷史的書寫問題,其實也是從魯迅那里得到啟發的。魯迅曾談到,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于“被描寫”的狀態。這是一個弱勢民族、文化在與強勢民族、文化遭遇時經常面對的尷尬。我由此聯想到貴州:在現代中國文化的總體結構里,貴州文化也是一種弱勢文化,也會面對“被描寫”或者根本被忽視的問題,因而提出一個命題:黔人(貴州本地人)和我這樣的黔友聯手起來,“用自己的語言,真實而真誠地描寫我們自己!”

于是,就有了2001年—2003年之間《貴州讀本》的編寫。我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這是出于對現代化、全球化時代的生存狀態的一種憂慮:人們有一種逃離故土到遠方發展的傾向。這本身是一件好事,也是人的權利;但如果因此在情感和心理上疏遠腳下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鄉親,而由于內在文化上的差異,又很難真正融入自己所在的城市和異邦,這邊回不來,那邊進不去,就會成為無根的人。即使不離開鄉土,也會因為失去家園感而陷入生命的空虛。這樣,我們《貴州讀本》的編寫就有了特殊的意義:期待著和年輕的朋友們一起,去關心貴州這片土地,去發現、認識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去和祖祖輩輩耕耘于這塊土地上的父老鄉親對話,重獲生存之根。

“構建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的命題引起了強烈反響

李:據我看到的材料,你們在2005年又提出了一個“構建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的命題。

錢:這個命題是貴陽學者何光渝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安順文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杜應國當時寫了一篇《“破題”與“接題”,任重而道遠》的文章,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路。就請應國談談吧。

杜應國(以下簡稱“杜”):“知識譜系”的概念來源于法國后現代思想家??碌摹爸R考古學”和“權力譜系學”。我們現在提出要“構建地方文化知識譜系”,就是要把地方文化研究放到全球化背景下來思考它的意義。

我在文章里提出,全球化是一個悖論,在追求同一性的同時,還需要用差異性和多樣性加以支撐。要警惕將全球化變成用某一種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單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權主義;這就需要同時強調文化的地方性、本土性的這一面,以制約和防止文化的單一化,在統一和分殊,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之間取得某種平衡,形成張力。在我看來,我們面臨的是兩難選擇:一方面,為改變貴州發展低水平的現狀,必然要走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現代化、全球化的邏輯和陷阱,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即是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與消滅文化差異導致的文化生態平衡的破壞。如何防止在現代化、全球化過程中地方文化內核,也即我們的文化之根的喪失,這就是今天強調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意義所在。

李:這樣,就真的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杜:我的文章還提出了“知識體系的構架”問題。首先是“學科構架”,它至少涉及考古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民俗學、語言學、文獻學、文學、藝術、音像、戲曲等等多種門類,多種學科。同時還有一個“組織方式”的問題,必須建立一個政府與民間,體制內外的合作機制。

錢:我非常重視討論中杜應國提出的這些新的理念和構想??梢哉f,它把我們的地方文化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事實上為我們后來《安順城記》的編寫奠定了理論基礎。

以“仿《史記》體例”編寫《安順城記》

李:您提出的“仿《史記》體例”,恐怕也是一個關鍵。您為何會想到“仿《史記》體例”來編寫《安順城記》?

錢:提出“仿《史記》體例”,主要是出于對現行史學、歷史書寫的一個反省,我曾經將其概括為三大問題:有史事而無人物;有大人物而無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略了人的內心世界。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于,今天包括歷史學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越來越知識化、技術化、體制化,缺少了人文關懷,沒有人、人的心靈、人的生命氣息。這樣的學術、史學,只能增加知識,不能給人以思想的啟迪,心靈的觸動,生命的感悟。

這就使我想起了中國自己的傳統,即司馬遷《史記》開創的傳統。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文、史、哲不分,《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學經典,又是一部文學經典。它至少有三大優勢:其一,不僅有大人物,而且有小人物;不僅有人的事功,更有人物的性格、形象和心理;其二,在體例上,將通史和國別史、專史與區域史相結合,史事和人物互相穿插,就能夠較好地處理史觀與史識的表述。它的“本紀”“列傳”“表”的結構,也很有啟發;其三,在歷史敘述上突出文學的表現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注意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以及對歷史人物個體生命的呈現。因此,提出了這樣的設想:如果在吸收《史記》的觀念與方法基礎上,再吸收一些傳統的方志學的體例優勢(如分篇較細、門類較專等),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就會有一個新的視野、新敘事,背后是新觀念。

李:經您這樣一說,“仿《史記》體例”的意涵就清楚多了。不過,您剛才雖然強調這是對于中國傳統史學的一種復活,但在我看來,其中也包含了諸多現代精神。所謂“仿《史記》體例”的關鍵應當在于一個“仿”字,即一方面參照《史記》與古代方志的體例與精神,另一方面也根據現代觀念與方法,加以創造性的調適與融合。我想請問杜老師,《安順城記》在這一方面是如何具體做的?

杜:《安順城記》號稱仿《史記》體例,《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在中國傳統歷史書寫中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統領地位,為歷代史家所尊崇,竟致成為正統的國史敘事文體,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紀傳體的集大成之作。采用國史體例來寫地方志會有很多問題。比如《史記》的五體結構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其中本紀為帝王專屬,只能寫皇帝,這個放到地方志你怎么寫?又比如世家,這是專寫王侯貴胄的,別說安順,就是貴州,你有幾個勛戚貴族可以寫?所以,從地方史的角度看,《史記》是不可簡單模仿的,若要仿,就須要突破傳統的史學觀念,對原有體例作適當的變通,將國史敘事與方志敘事結合起來,以現代的眼光,現代的視角去重塑體例進而重構歷史。

如本紀一體,原有“本其事而記之,理眾事而統之”的含義。所謂綱舉目張,傳統史學就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宏大敘事,皇帝就是綱,就是歷史活動的重心,居于統領地位,其他的一切人與事都是目,是圍繞帝王的存在、活動來發生、來展開的。突破這樣的史學觀念,而將決定和影響一個具體區域形成和發展的某些先在要素,譬如地緣位置、歷史沿革、民族和人口構成等等作為前提,作為我們的敘事之張本,演繹之根據,那么它就同樣具有了綱目統領的意蘊。這樣,觀念上的突破使體例上的變通成為可能,循著這樣的思路,專寫諸侯勛戚的“世家”,就可以化轉為“世代之家,賡續而傳”之義,將地方上的仕宦之家、詩書之家、技藝傳承之家等等容納其中。觀念之變促動體例為之一變,二者都有了新意。

更重要的是,體例上的破局,還打通了某種結構性障礙,為我們的篇目設計和條目設置贏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拓寬了想象的空間和落實的可能。在舊方志體例的框架下,篇目設置不盡合理,內容畸輕畸重,有的篇目綜合性較強,所含內容也較龐雜,如《地理志》,從星野、形勝、疆域、物候到山脈、河流、道路、關隘、津梁等等;而有的篇目又比較單一,如《選舉志》,僅涉及相關的科舉名錄。要打破這種局限,就要將此類綜合性較強的篇目進行分解,采用專志、專史以及行業史的方式,使之眉目更清楚,內容更集中,結構更合理。于是,才有了記述各少數民族創世想象和人類起源神話的《傳說紀》,有了一般方志不會涉及而又能凸顯地方性特征和歷史與時代背景的篇目、條目,如《城前紀》《移民紀》《軍屯志》《店鋪志》《名村志》《飲饌志》《器物志》《演藝志》《圖像志》等等。

用“大散文”筆調書寫歷史

李:僅從“仿《史記》體例”一點,就可以看出《安順城記》雖然寫的只是安順一城的歷史文化,但背后的關懷卻是探索中國學術應當往何處去,以及在全球化時代中,我們應當怎樣面對自己的傳統、當下與將來這些大問題。

錢:《安順城記》的確貫穿著我們的歷史觀。其一,這是一部以安順這塊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為中心的小城歷史;其二,突出安順多民族聚居的特點,突出“多民族共創歷史”的史觀;其三,強調“鄉賢與鄉民共創歷史”,既突出鄉賢世家的歷史貢獻,也為平民世家立傳。其四,融文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哲學為一爐的“大散文”筆調書寫歷史,這是對歷史敘述的基本要求。

李:您對于歷史敘述的敏感,讓我想到您的文學研究者出身。您以前就曾經專門討論過“文學史敘述學”問題。您認為《安順城記》在敘述方面的主要創新是什么?

錢:第一,我們注意文學性,注重文筆,講究語言,適當運用了安順方言土語,突破類型化模式,是一種非類型化的寫作。

第二,我們盡可能有一點形而上的意味。我們反復強調的“土地”的意象里,就蘊含著諸如生命與死亡、空間與時間、精神家園……這類哲思與隱喻的。我們或許可以在民間神話、傳說,民間宗教……這些領域發掘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對于世界與宇宙,此岸與彼岸的理解與想象。

第三,我們希望要有生命氣息。這里有一個生命史學的觀念,對人的個體生命史的關注。我們的敘述力求帶有個體生命的體溫,要通過一個個具體民族、家族、個人生命的敘述,體現城市生命,寫出小城歷史的“變”與“?!?,小城文化性格,寫出安順人“永遠不變的散淡、瀟灑的日常生活,看慣寵辱哀榮的氣定神閑的風姿”。

第四,我們增強了直觀性,收入有關安順的圖像學資料,包括省、地史籍所載的地理圖經,具有一定寫實意義的繪畫作品、人物圖片,以及各時代的老照片。

李:杜老師,您是書稿的總纂。您如何評價《安順城記》的這些嘗試?

杜:我們將坦誠地面對讀者和學術界的嚴格檢驗,任何批評與置疑我們都不會拒絕,特別是那些言之有理,持之有據的批評及合理建議,我們都非常歡迎。因為我們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就是那些我們引以為豪的突破與新意,也一定還會有種種的缺憾與不足。畢竟《安順城記》所做出的嘗試,都不過是一種探索,是為現代地方志的書寫尋找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一句話,《安順城記》是一個探索文本,一個試驗文本,帶有一定的試誤性和實驗性。

李:最后我想請教錢老師一個問題,即由于疫情原因,《安順城記》的問世比預期晚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在如今這樣一個“后疫情”時代,您對于編寫《安順城記》的意義又有什么新的認識呢?

錢: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在《安順城記》首發式上這樣談到了我的新思考:這次全球疫情危機引發了全世界對“浪漫化的全球化”的深度反思,許多過去被遮蔽、忽略的問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相應思考。比如“民族——地方——家族(家庭)”這三大基本文化與生命命題。我個人(或許還有和我類似的知識分子)封閉在養老院時,更是在苦苦追尋:如何在大變動的時代,獲得生命的從容?這就需要求“變中的不變”。最后我找到了“日常生活”和“大自然”。而且在我看來,這也將是后疫情時代的全球性生命命題。

我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突然發現,這后疫情時代所關注的“民族——地方——家族(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恰恰都是地方歷史書寫的中心,可以說是《安順城記》的五大主題詞。這之間的契合恐非偶然,且耐人尋味。我因此提出一個新的命題:“從土地里長出來的歷史中尋求永恒”:這應該是地方文化研究的最根本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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